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，仅有几十名党员；而到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时，已发展成为拥有十万红军的革命力量。这一惊人的发展速度，令国内外学者都为之震撼：一个新兴政党如何在短短十年间实现如此迅猛的成长？其背后的经济支撑又是什么？
在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中，我们常看到的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场面和政治斗争，却鲜少提及经济建设的细节。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，以为共产党只重政治不重经济。实际上，毛泽东在《毛泽东选集》中就明确指出：革命战争是中心任务，但忽视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。他主张革命与经济建设必须相辅相成，这一理念成为党发展壮大的关键。
建党初期，中共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。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，加上党员人数有限，活动经费常常捉襟见肘。有时需要依靠党员个人捐助，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，连党员转移的路费都成问题。面对困境，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，通过打土豪，分田地既解决了农民生计，又为革命提供了经济支持。这一政策成效显著，中央苏区近半财政收入来自没收地主财产。
展开剩余67%国民党当局见状，立即采取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的策略。为打破封锁，毛泽东在根据地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：兴修水利、创办工厂、开设银行、铸造货币，并创新性地建立了红色圩场。这些圩场因税收合理、交易公平，吸引了大量商贩，甚至白区商人也冒险前来交易。如今农村逢二五八的赶集传统，正是源自当年的红色圩场。
随着红军规模从几千人激增至15万人，财政压力再次凸显。1931年，毛泽民出任国家银行行长，这位红色大管家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：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，统一根据地货币，1932年正式发行苏维埃国币。但更关键的是，他发现了赣南地区丰富的钨矿资源。
赣南素有世界钨都之称，而钨矿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紧俏物资。1932年，毛泽民亲自考察后，铁山垅钨矿场和中华钨矿总公司相继成立。到1934年，钨矿收入已占苏区财政的70%，累计创汇620多万元。为突破封锁，钨矿通过两条秘密渠道出口：一是与赣州商号交易，借助粤军武装截运；二是与福建的十九路军贸易。此外，还通过以货易货方式换取了急需的药品、食盐等物资。
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红军开始长征。毛泽民临危受命，采取多项措施稳定经济：按1:1比例兑换银元、保障物资供应、组织货源。在遵义期间，红军用没收的食盐等物资发行红军票，既解决了军需，又维护了金融信誉。长征途中，这样的货币发行与回笼共进行了四次。
回望这段历史，正是这些务实的经济政策，支撑着革命事业渡过最艰难的岁月。从土地革命到钨矿贸易，从货币发行到物资调配，共产党人用经济智慧书写了革命传奇。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：任何伟大事业，都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。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，这个真理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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